送走了一批经销商后，老朱（化名）坐在了记者面前。

　　双手很有礼貌的接过记者递给的名片后，老朱并没有交换他的名片——他并非失礼，而是遵循“江湖”规矩：常以姓氏相称，不问对方的公司、职务，维系关系的唯一工具，仅是便捷而又可时常变换的手机号码。

　　作为游离在“灰色”产业边缘的商人，老朱的警惕与小心有着逻辑的必然——在深圳从事手机生意逾六年的他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获得原信产部颁发的手机牌照；他运作的相当部分的手机未经过入网检测。但这些都没有妨碍他“做”的手机，最终同诺基亚们一样，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庞大的手机消费市场恣意伸展。

　　悄然之间，他“做”的手机被冠以一个别样的名字——山寨机。

　　凭借低廉的价格和某些匪夷所思的创新，山寨机在广大三四级市场迅速“蹿红”，并对传统的国产品牌手机构成直接冲击——近年，在一些国产品牌机日显颓势的年报上，“山寨机泛滥”均被视为其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。山寨机产业也因此备受指责，甚至引发了以政府主导的针对山寨机的严打行动。

　　“与品牌军相比，我们几乎是在夹缝中生存。”老朱感叹，但这并不妨碍他比品牌机“混得更好”——在多年的“山寨生涯”中，老朱积累了颇让旁人忌羡的个人财富，尽管他还算不上是“山寨江湖”中的大佬。

　　深圳市手机协会副秘书长苏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：“山寨机的存在有着自身的产业逻辑，更重要的是迎合了市场的切实需求。”这亦是老朱们得以“笑傲江湖”的深层原因。

　　在更高的产业层面，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则认为，“山寨机”是一种自主创新的初级产品。乐正倡导：政府应积极引导“山寨”企业，走出“山寨”，进行产业升级。

　　“打算上岸吗？”面对记者的这个提问，老朱始终不愿正面作答。

　　“世上本无山寨”

　　“世上本无山寨。”老朱戏谑地说。

　　在中国手机产业起步阶段，国产品牌手机可谓风光无限。“当时一款国产手机的厂商利润，好的能做到千元人民币以上。”原TCL通讯一位负责市场的人士对记者透露。这从2003年TCL通讯的财报中，可窥一斑。当年前九个月，TCL通讯主营业务收入73.92亿元，同比增长21.39％，净利润更是高达18.90亿元。

　　“2003年前后的手机行业，处在暴利时代。”当时，还在从事某国产品牌经销商的老朱忆述，整个产业链都充斥着暴利，“当时仅TCL的省包商，一年利润过亿元的，不下十个”。

　　也正是在这一年10月，国产品牌机的市场份额达到60％——首度超过外资品牌，成为市场的主宰。此时，整个市场充斥着狂热，中国作为制造大国的产能动力，再度被空前激发。一时间传统电话机厂商、数码厂家纷纷转型手机生产。

　　“还有不少品牌厂家的研发、销售人员合伙出来做手机的。”原来在某国产品牌厂商任职的人士透露，当时私底下流传一种说法，“有本事的出来单干，没本事的才在厂里呆着”。

　　另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来自经销商队伍。通过手机销售积累大量财富的经销商，开始向更高的产业利润进军。

　　在“由商转厂”的大军中，老朱就是其中之一。一个典型的公司架构是：“几个国产品牌厂家出来的技术人员、其他电子行业从业者和手机经销商凑成一家公司。因为经销商对市场渠道最为把稳，往往是项目的出资方。”

　　老朱则这样对记者分析背后的产业支撑，由于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电子制造产业链的基础，让其责无旁贷的延续到手机制造业的辉煌，“你在华强北，可以采购到生产一款手机所需要的所有配件”。

　　相比较品牌厂商，这类手机厂商的产业分工更为细化。

　　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此前曾制约手机产业普及发展的技术门槛也不复存在。2004年，来自联发科的手机解决方案在这些手机厂商中规模应用，大大降低了手机行业的制造门槛。在此之前，稳定而廉价的芯片供应，一直是这个“江湖”的瓶颈——无论是2000年初使用较多的wavecom模块，还是2003年左右的ADI芯片，其价格和稳定性均缺乏竞争力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2004年，被视为“山寨机元年”。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自2003年起，在东莞、宝安一带陆续建立的手机代工厂就超过百家，年产能超过千万部。而在产业上游的方案公司，也不下200家。“从理论上说，在深圳你想要玩手机，唯一需要准备的就是筹措资金，其实这也不是问题。”老朱说。

　　“又挣了一辆宝马”

　　“几乎每一天，你都能看到有新人进入手机行业。”老朱对记者描述的是2005年前后的“手机江湖”。他称之为：“最疯狂的年代。”

　　一个细微的变化是，投身手机行业的，已经不局限在手机产业链上的从业者。“很多与电子产业毫不相干的人，也疯狂涌入。”老朱回忆，不少从事矿业、房地产、甚至服装行业的商人，都开始将在既有行业积攒的“热钱”，投资于手机业。

　　据多位深圳手机界业内人士估计，2005年初，深圳及周边地区大小“山寨机”厂商大约在200到300家，到2006年陡然扩容到“至少上千家”。

　　与品牌手机相比，山寨机在运作方式上表现出超强的灵活性。“由于分工细化，我们一款机型从立项到开模，再到量产，最快15天能搞定。”老朱告诉记者，相比之下，部分国产品牌厂商仅立项环节，就需要半年。

　　而低廉的价格和多元化的功能，则成为山寨机迅速切入市场的利器。据老朱回忆，2005年，山寨机售价较品牌机约低40％。而双卡双待等“创新”功能率先在山寨机推出，更让山寨机一度引领手机创新潮流。

　　在广大三四级市场，山寨机迅速成为热销品。

　　与此相关，一条与传统渠道并行的山寨机销售渠道，也悄然成形。据《中国手机市场营销攻略》一书作者龚兵博士介绍，有别于品牌手机走正规国包商渠道，山寨机往往更倾向面向省包，甚至更下一级的地包商直接供货。“由于很多高仿机、三码机掺杂其中，整个流程都是隐形的。”龚兵分析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凭借价格利器，山寨机也开始扬帆出海。在印度、中东、非洲等地，来自中国的山寨机很是畅销。

　　“大约从2006年开始，在华强北一带，你就能常常见到很多中东商人。”老朱告诉记者，他们有的甚至干脆在深圳设置专门的办事处，“都是来寻谈货源，做手机生意的”。

　　疯狂的背后，追逐的依旧是手机行业的高利润，尽管逃脱不了电子产品利润下滑的规律——2006年下半年山寨机单款利润已跌至百元以下，但成几何倍数的产量增长，依旧维持着手机行业的暴利神话。

　　来自山脊咨询的数据显示，2006年底至2007年上半年，山寨机出货量每月高达1200万部。“以每部80元的利润计算，每月山寨机总收入近10亿元人民币。”山脊咨询总经理谭贻国表示。

　　同样在2007年初，老朱赚到了“做手机生意以来最大的一笔钱”。

　　这也是老朱这样的“山寨人”津津乐道的黄金时代。老朱回忆，在华强北振兴路的雨花西餐厅，最常见的一个情景是，两个熟识的手机商相视而笑：“兄弟，这个月又挣了一辆宝马。”

　　“每天都听到有人退出”

　　暴利时代总有终结的时日。只是老朱没有想到，“来得竟会那样的快”。

　　大约从2007年10月开始，老朱发现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。这个月在中国手机界发生了一件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——沿袭多年的手机“牌照制”正式取消，手机生产改为“备案制”。

　　但老朱事后分析，手机销量的下滑，与“牌照制”的取消仅是时间上的巧合，“两件事之间，并无因果关系”。

　　“市场热潮期，在逐利的冲动下，盲目的入市者不会去思考市场的承受程度。而市场的需求总归是有限的。”老朱告诉记者，2007年年底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库存压力，“头一次意识到，手机也会卖不动”。

　　老朱的遭遇绝非个例。手机市场步入下行的种种迹象，已经在素有中国手机市场风向标之称的华强北渐次展露。

　　一度声名显赫的“山寨机王”中天通讯，其原高管在去年12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：“由于市场下滑，2007年底，中天通讯的生产几乎陷于停滞”。

　　老朱则这样向记者描述“山寨江湖”的一个细节：在2007年以前，华强北时常传出这样的神话，某名不见经传的公司，因为某款机型热销几十万，一夜之间就赚了千万，甚至上亿。“这样的神话已经越来越少了。”老朱说。

　　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人士预估，2007年，山寨机产量大概在1亿部到1.5亿部之间。而来自易观国际的数据显示，2007年国内手机的总销量约1.49亿部。由此可见，山寨机的产量，已大大超过了市场的承载能力极限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山寨机利润崩盘，已成必然。据记者调查，时至2008年初，相当部分山寨机单机利润仅在10元左右，有的甚至跌至5元。在此背景下，与当初疯狂涌入相反，老朱说：“每天都听到有人退出。”

　　2008年11月7日，中天通讯董事长黄朝晖突然“失踪”，一度享誉市场的“山寨机王”轰然坍塌，此事在深圳手机圈震动颇大。但多位受访者均对记者表示：“在投机主义盛行的手机行业，中天通讯的遭遇并不足为奇”。

　　老朱告诉记者，经历了长达一年的行业寒冬，山寨机行业安静了很多，“大家已经意识到，这个行业不再是暴利。或者说暴利的概率，已经很低了”。

　　而记者获悉，自2008年下半年，“嗅觉”灵敏的山寨人纷纷开始寻觅新的商机——转战“山寨上网本”。这是个看上去颇似“蓝海”的市场。他们希望在那里，能够延续山寨机的神话。

　　来自山脊咨询的调查显示，短短半年时间，仅深圳的山寨上网本厂家已过百家，其中不乏是来自山寨机的转投者。

　　这，是否又是另一次投机？